是谁掌握着人类的命运

－－世界向何处去

主客体关系学研究会 吴宗熿

　　科学证实，35亿年前，在无生命的物质中演变出了原始生物。生物是不断进化的。5亿年前出现了动植物，3百万年前出现了人类，5千年前出现了人类社会。那么人类究竟是怎样产生、怎样进化的呢？
　　人类的产生和进化，第一，要靠特定的自然条件。科学证实，茫茫宇宙，至今只发现地球上有生物，有人类。第二，要靠自身的智慧。可以说，没有智慧，就不可能制造工具，这是动物转化为人的主要标志。随后，智慧不断改造着自然，同时也不断改造着人自身，从而创造出当今的文明时代，使人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然而，有史以来，人类又总是不断地遭遇天灾和人祸。给人带来了没有穷尽的痛苦。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能够走出这种所谓无边的苦海吗？
　　其实，人有了智慧之后，就开始不断地探究这个问题，即如何造福，如何去灾。也就是如何趋利避害。
　　所谓智慧，就是人在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所获得的感知、经验进行抽象和想象。所谓抽象，就是通过分析与综合，归纳出一类事物的共性，从而揭示出这类事物存在的本质属性和变化的基本规律。所谓想象，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构想出一种新的事物，从而满足人的某种新的需求。例如，人们发现遇到老虎，有时会被老虎吃掉。久而久之，人们就得出这样的认识：“老虎是要吃人的（揭示出老虎的一种本质属性和活动规律）”。然后构想出一套如何应对的措施，如制造刀枪弓箭猎杀老虎。因此，人终于战胜了老虎。又如，猪也经常看到它的同类被人宰杀。但猪始终得不出这样的认识：人养猪是为了杀猪吃肉（这是人的一种本质属性和活动规律）。如果猪能有这样的认识能力，那么，猪早就会模仿人的做法，联合起来闹暴动、搞起义，与人作斗争了。问题的实质，就是猪没有抽象、想象的能力。抽象和想象，人们又称之为智慧、智力或思维。智力指导行为，就外化为智能。智能是一种创造性的才能。有无智能，是人跟一般生物最本质的区别。所以，人被称为“万物之灵”。科学的定义，应该是“人是智能生物”。
　　智慧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凡事好“质疑”。即好问“是怎样（探究事物存在的部分与整体的结构）”，“为什么（探究事物变化的前因与后果的关系）”，“是什么（探究决定事物存在的本质属性和变化的基本规律）”，“需求什么（按照事物的部整、因果、共性联系，想象创造出某种新事物）”。通过不断的探究，人们开始产生了观念、知识、思想、理论以至科学等一系列意识形态的东西。人探究万物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更好地趋利避害，最终为了更好地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各种需求。这就意味着，人有了智慧，人也就不完全屈从于自然条件的束缚和摆布，开始运用智慧来逐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实践证明，人的认识方式，总是一种由现象到本质，由局部到整体，由以往到未来的不断累积和形成的过程。因此，人的认识的质量与效果，也呈现出一种由浅显到深入，由片面到全面，由错误到正确的漫长演变过程。并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庞杂的思想文化体系。
　　历史证明，这个庞杂的思想文化体系，既有深入、全面和正确的一面，同时，也包含着许多浅显、片面和错误的东西。正确的一面，给人类消除了不少灾难，创造了无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而错误的一面，又给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比如武器是人智慧的产物，而人造武器，主要是用来杀人的。所谓人祸，实际上都出自于人的智慧。由此可见，就像许多事物一样，智慧也是一把双刃剑，而且是一把最为锋利的双刃剑。可是，这个能量无比的“怪物”，至今人们对它还基本上没有什么认识。在这方面可以说还是一个空白。所以，人要进一步，或者说要比较彻底地去灾造福，当务之急，就要把对智慧的研究提到主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当前的重中之重。毫不夸张地说，抓住了这个根本，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
　　现在，首先让我们简单浏览一下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看看智慧曾给人类造成了哪些主要的正面与反面的效果。
　　3百万年前，智慧创造出了第一把石刀。从此，人类开辟了通过制造工具来提高生产效率（发展生产力）的新途径。随后，像我国古代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等，就是一些原始的智者，他们在建房、用火、狩猎、种植等方面的创新行为，对原始人的生活的改善、经济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5千年前，人们终于发现可以通过有价交换的方式，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从此打破了原始群体之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隔阂。生产社会性的分工开始了，在农业、畜牧业的基础上，手工业出现了，商业出现了，城市出现了，国家出现了。蒸汽机的发明，掀起了工业革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加速，社会财富成倍增长,现在又迈入了信息社会,这些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然而，短短几千年，同样是人的智慧，又经常将人类引入歧途，转智为愚。甚至制造祸端，相互摧残。请看：
　　人类组合成社会之后，人的智慧就便于交流融合。人的探究和思考，就把从日常生活、生产中发现的事物普遍存在着部分与整体、前因与后果两种联系，逐步运用到社会、人生、自然，以至整个宇宙等领域。从而萌发出属于社会观、人生观、自然观和宇宙观一类的认识。如我国的春秋战国和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迎来了这类思潮的第一个高峰期。比较突出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有神创说、阴阳说、五行说、原子说，以及人性说、礼治说（如“三纲五常”）等。显然，这些按照部整和因果联系构想出来的说教，仅有某种方法论的意义。其具体内容基本上属于“非科学”的假说和猜想。而这个时期，正值社会运行需要更加有序，国家权力需要高度集中。最高掌权人为了维护他的地位，为了便于对社会财富的调控和侵占。他们除了充分利用权力和武力的手段，实行“专制”之外，还意识到，必须采取另一个重大的措施，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就是要尽量控制民众的观念、意识。即推行“愚民”政策。愚民的核心，就是千方百计抹杀人已初步具有的改造世界、改造自身的强大动力——智慧。把决定人类命运的力量归之人的自身之外。所以统治者最热衷宣扬神创说。认为人的命运是天（神）注定的。从而彻底否定人的能动性。而统治者又标榜自己是“天之子”，是“君权神授”，是“替天行道”。那么统治者的一切作为，也就自然都是“天经地义”，都是“合情合理”的。同时，还大力宣扬礼治（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把人划分成统治、奴役者与被统治、被奴役者的不同等级，把广大劳动者压制在社会的最底层。而陷入痛苦深渊的百姓，还往往被麻痹成“心悦诚服”、“心安理得”，认为这是“命该如此”。历史证明，正是专制和愚民，使本已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世界，又长期处于停滞、僵化的状态，延续达一两千年之久。
　　然而，人毕竟是智能生物，思维毕竟是人的一种本能。所以在个别经济比较兴旺，商业比较活跃的地区，由于社会信息比较通畅，人们的智慧不断受到激发。如14、15世纪时的地中海沿岸和欧洲部分地方（如意大利），少数智者终于发现民众的意识长期被重重的枷锁所禁锢，并开始找到破除枷锁的方法。在他们的号召下，逐渐掀起了一场破神权（包括君权），立人权的思想运动。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在人类发展史上带有转折性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这实质上是人的一次精神解放，思想解放，迎来的必然是人的智慧的又一次迸发。从这时开始，人类思维的最高成品——“科学”，开始出现了。
　　人们从实际出发，并通过不断的实验，首先，对自然领域中存在着的许多肤浅、片面、错误的看法，开始给以纠正。如用日心说取代地心说，用进化论取代神创论等等。
　　事实证明，单凭古代的阴阳说、五行说，别说灵丹、黄金炼不出来。即使现在看来是最普通的日常用品——肥皂、灯泡等也是造不出来的。只有被称之为“科学”的现代化学、物理学的诞生，才能指导和推动生产加速发展，从而迎来了辉煌的工业时代。
　　与此同时，人们对社会问题也倍加关注。但是，社会问题，远不像物质的分子、原子结构和热能、电能转化那样简单。按照人的由现象到本质、由片面到全面、由错误到正确的认识过程，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人们探求社会问题的焦点，只能停留在破除神权之后，思考如何消除专制统治的问题。与专制相对立的是民主。所以几百年来，一切快速进步的国家，其变革的中心话题，就是如何用民主取代专制，如何用科学取代愚昧。这种观念，直到上个世纪初才流传到我国，酿成了一场著名的“五四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民主和科学，迎来了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但是，民主和科学，并非社会的根本。所以尽管资本主义优于封建主义，然而，仍然没有创建出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鉴于此，19世纪中叶诞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通过它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两大病症。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病因只有一个，就是私有制。解决的办法：第一，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第二，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在马克思主义的感召下，逐渐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称“共运”）。
　　然而到了20世纪初期，共运内部（第二国际）开始分裂成两大派。即以列宁为首的一派，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德国的伯恩斯坦为首的一派，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一定要搞暴力革命，通过民主方式也能实行既定的目标。因此，前者被称为“正统派”，后者被称为“修正派（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长期争论不休。
　　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所谓的“修正派（西方社会民主党、工党等）”领导的社会变革，他们继续沿着民主、科学的道路往前走，其效果是，大的经济危机避免了，社会分配也比较公平了。而所谓的“正统派”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资产阶级是被消灭了，贫富差别是铲除了，工农群众是成了社会的主人了。可是经济建设的效率却很差（还不如资本主义），平均分配也并不是公平的分配。整个社会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得已，像苏联和东欧又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而我国则通过改革，将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样一来，从“正统派”中，又分裂出一个“改革派”。百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模式，即正统派领导的计划经济模式（不妨称之为“正统”模式），改革派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不妨称之为“改革”模式），还有一个就是西方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模式（有人称之为“民主”模式）。面对如此的现实，人们自然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并且长期争论不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2月，《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谢韬同志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从而又引起了一场剧烈的争论。毋庸讳言，这是一场关系到国家、社会走哪条路、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那么，这样的争论，在我国当前的学术界、思想界，能够取得好的效果吗？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吗？我看很成问题，因为辨别是非的标准，就存在着很大的误区。
　　争论各派所依循的逻辑前提是共同的。就是一致认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这方面无需争论。至于实践中出现了差异，那是执行者的问题。俗话说，“经是好的，被歪嘴和尚念歪了”。那么，上述的三大派，究竟哪派是正嘴，哪派是歪嘴呢？我们可以把他们之间百年来的批判和反驳，归纳成三大类。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错误地认为发展生产、生产力（唯物），就是发展经济。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能考虑需求，因为需求是属于唯心主义范畴。更为错误的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决定社会的本质和发展的根本矛盾。主体学的观点是，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才要进行生产，才要发展生产力，才产生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等。由此可见，生存发展的需求才是根本。生产和生产力以及其他的都是为了满足需求的手段，都是根植于需求的枝节。所以，没有生存发展需求这样的目的，那么这些手段就不存在，它们之间矛盾也不存在。偏离了生存发展的需求来进行生产，来发展生产力，只能是无的放矢，只能盲目地为生产而生产，只能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影响经济效率。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错误地认为剥削直接产生于雇佣劳动，其根基是私有制。认为只要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雇佣关系，也就消灭了剥削，再实行按劳付酬，社会分配就公平了。主体学的观点是，按照需求定律，商品的价值只能是与社会需求的程度成正比，与供给的数量成反比，这才是真正的价值规律。根据这个规律，凡是社会急需而又稀缺的商品，其价值必然极高。只要这样的商品被少数人（私人或公有制中的某些部门）占有——垄断，垄断者就可能牟取暴利。这就是剥削，剥削就产生于垄断。按照价值规律，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需求的程度（质量和数量的统一），也就是对社会贡献的程度来决定的。只能按照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才是公平的分配。
　　共运的实践充分证明，所谓“正统派”，就是笃信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不辨正误，完全恪守。第一步，运用暴力推翻统治阶级，消灭剥削。无疑，这是正义的革命行动。然而转入经济建设之后，还要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就违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步入了歧途。如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实际上又违背合作定律，政治上必然出现专制政体。又如以为只要发展生产力，就抓住了根本，经济就能高速发展。像当年苏联片面地发展重工业，我国搞大跃进“以钢为纲”，结果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社会资源的惊人浪费，真可谓荒唐至极。还有从错误的劳动价值论推导出来的“按劳（体力劳动所体现的劳动时间）分配”，造成干好干赖一个样的不公平分配，严重挫伤了人们生产、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些都是正统派们坚持了马列，而实际上违背了经济社会规律的典型事例。最后，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用效率与公平的尺度来衡量，那么正统模式的效率极差，公平也是畸形的。
　　正是从正统派错误的实践中、沉痛的教训中产生了“改革派”。改革派第一步就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则。从而抛弃了“两个凡是”，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政治上的拨乱返正，使社会走上正规发展的道路，使国家转危为安。第二步的拨乱返正，就是在经济上将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主要区别，不是有没有计划。而是能否根据市场需求（社会需求）进行生产。这实际上是把被计划经济忽略了的根本目标——满足需求，又重新确立起来了。从而后者做到了“有的放矢”，使经济起死回生，提高了经济效率。改革派放弃了“吃大锅饭”的错误做法，实行“工资与效益挂钩”的分配的方法，这也是“拨乱返正”。从此调动了人们的生产、工作的积极性。在此，有一点应该明确，拨乱返正不是创新，只是返回到常规。当然返回的，在经济方面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常规。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得到复苏之后，资本主义的两大病症又复发了。第一是过剩，我们称之为“重复建设”。第二是剥削。我们称之为“权钱交易（在公有制掩盖下的特殊的垄断方式）”。
　　实践说明，改革派的拨乱返正，它的前提，实际上是从指导思想上实行“纠偏”。但是，“实践检验”的原则，仅仅应用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两个凡是）领域。也正因为如此，例如在分配问题上，就未能彻底走出马列理论的误区。由于没有弄清什么是剥削，更不懂得剥削产生的根源。像苏联的变革，不到一年的时间，国有资产大部分转为少数官僚所有，而且是合法的。他们之中，有的可能没有雇用一个工人。这不是一种最为残酷、又最为巧妙的剥削吗？
　　我国自改革的第一天起，为了避免剥削，防止分配公平，就在这方面天天议论，天天做文章，天天找出路。有的说公有制最好，有的说私有制最佳，有的说股份制、混合制最通行。但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以现实为例，像土地（包括房产）、矿藏、工程、货币、官位等等，都属于社会急需而又稀缺的资源。只要缺乏法规的限制和管理体制上失控，当其进入流通领域，那么必定会有人通过权钱结合，牟取垄断价值。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少数是通过自由竞争（所谓的诚实劳动）致富外，大部分富豪（包括外逃的贪官）都是靠垄断发财的。这就是典型的剥削，是社会的“毒瘤”。由此可见，“改革模式”出现的分配不公，既有缺乏正确理论指导的因素，也说明宏观决策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所谓严重的问题，即不排除有些执政者在耍两面派。一面假惩，一面真捞，假惩是为了掩盖真捞。从整个社会来看，改革开放造成的分配不公的恶劣程度，甚至超过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这种趋势如不尽快遏制和扭转，就难以保持国泰民安。
　　仍然是实践证明。所谓的“修正派（西方社会民主党、工党等）”，即指他们“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不接受其中的错误理论。他们执政的方针，就是继续沿着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往前走。所以现在又被正名为“民主派”。
　　民主派从来就不激化阶级矛盾，而是通过民主和法制来缓解阶级矛盾，所以这类国家基本上平稳前进，没有因政府的重大失策而造成严重的人祸。
　　民主派在经济方面不搞瞎指挥，维护着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政府适当运用财政、货币等杠杆来调节经济中出现的矛盾和摩擦，使经济不出现太大的偏差。从而能够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
　　民主派反对行业垄断，鼓励自由竞争。这已成为发达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这就有力地限制了剥削。同时，大力增加社会福利，对社会急需而又稀缺的资源（如医疗、教育等）实行国家惠民式的垄断，从而使社会分配日趋公平。
　　综上所述，如果用效率和公平的标准来对三种不同社会模式作一评价，毫无疑问，民主派最优，改革派其次，正统派最差。而其根源，也是不言而喻。即越遵循马列，成效越差，反之，就越正越优。如果这个结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话，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话，那么至今仍陷入这个认识误区的人们，是否也应该来个彻底的拨乱返正呢？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又一次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解放思想，同时还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显然，学习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要使学习取得好的效果，就必须解放思想，必须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原则。也就是说，不能盲目、无原则的给以完全的肯定或否定。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取其精华，同时指出它的不足和错误。
　　历史证明，把任何一种说教（观点、理论、学说）看成是“绝对真理”。那么，就可能使其演化成一种千古不变的教义、宗教。如果把这种“绝对真理”法制化，那么就会使其上升为一种“国教”。这样的社会主义，其后果，很可能就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复辟，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历史是无情的。
　　但是，历史总是向前迈进的。不过，像改革派，即使做到了某些拨乱返正，也只能算是有个良好的转折。像民主派，即使创建了一个被誉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也不是一个最标准最理想的模式。但它的不足之处也是不可无视的。即改革派、民主派等之所以取得这些成果，主要的还是基于历史的经验、感性的累积，并不是“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产物。如果将其正确的经验，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即形成一种系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在这种科学的指导下，无疑它的效率还会倍增（主体学认为共创财富的潜能是无限的），分配会更加公平。从而完全能够出现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崭新的发展模式。
　　我们新近出版的《智能时代宣言——主体学破解人类命运之谜》，用“六句话”，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了科学的展示。如果把管理社会好比驾驶一艘巨轮，那么这六句话就给驾驶者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方略和举措。请看：
　　一理三律方向明（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需求谱系路径清（有了正确的航行路线）
　　双零理论防出轨（有了避免偏差的罗盘）
　　高效赖于科教兴（有了加倍提速的动力）
　　国家垄断保共富（国家惠民式的垄断，消除少数人的剥削）
　　和谐盛世速来临（到达理想境界——创建高效公平的社会）

　　将这六句话付诸实施，首先可以塑造一个全新的科学的宏观管理体制。随之而来的，将创建一个全新的更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即“需求＋智能模式”。至于这六句话的具体内涵，由于本文篇幅所限，无法具体描述。只有请读者翻阅原著了。
　　这样做的结果，定能体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中国和平崛起”等基本精神。有关人权、民主、自由都蕴含了，共产主义的人类彻底解放也实现了。那些历史上长期的关于社会浅层次的、局部性矛盾的“公婆之争”，不也就化为一桩桩的“笑谈”了吗？
　　统观历史，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民族（血统不同）、宗教（信仰有别）和阶级（利益冲突）三大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历来多数采用标榜自身、消灭异己的做法。其结果往往相互伤害，共食苦果。一旦“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被创立，人类的观念意识都能汇集了到这六句话上来，那么人类不就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吗？不就能够共创一个理想的幸福的世界了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类不就彻底解放了吗？这才是人类的共同出路，世界的前进方向。

　　上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也要由实践（效果）来检验

　　下一篇：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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