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当前中国面临着一次重大的转型和崛起。鉴于此，近两年来，舆论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就是议论大国究竟怎样才能崛起，哪种社会发展模式最理想等等。
　　去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大国崛起》记录片，叙述了西班牙等9个国家几百年来的兴衰史。其兴起的主要经验有：国家统一、实行民主、发展经贸、重视科教，有一些还靠武力推行殖民主义、开辟国外市场等。今年2月《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谢韬同志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文章的中心意思就是我们应该向西方社会民主党、工党等领导的民主社会学习，以它们为榜样。随即引起了一场剧烈的争论。
　　毫无疑问，这些议论都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意义非常重大。为此，我也愿意参与讨论，谈点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这里要探讨的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或者说分为两大步来剖析。也就是说，第一层次，要弄清当前我国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尽管这是局部性的问题，但它却是前进中的一大障碍，也可以看成是一个严重的病症；与此相关的第一步，也就是当务之急如何解决、排除和治愈这个最主要的问题、障碍和病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扩大到第二层次，即对整个社会层次进行思考。也就是说，尽管社会在不断前进，但从宏观上看，长期以来总是处于一种混乱、低效的状态。与此相关的第二步，也就是要研究如何使整个社会彻底摆脱这种匍匐前进的状态，如何尽快使其发生一次质的飞跃，即创建一个高度科学化的成熟的发展模式。
　　参照大国崛起的主要经验，除了用武力实行殖民掠夺不可取之外，其他几项，可以说都是国家兴盛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我国当前的状况是，像国家统一（含一国两制）、发展经贸、重视科教等项都是在不断向前推进，是有成效的。但是，相对来说，民主政体的建设，却仍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尽管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较，已有很大的改进。然而，要以现代化国家的标准来要求，还显得相当滞后。
　　众所周知，民主的含义很深广。但其核心就是表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有权决定一切。其中包括人民授权政府——人民“公仆”通过法律、制度、政策等，领导社会正常运行，最终目的还是为人民造福。那么，现实生活中人民和政府，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吗？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正好相反。
　　这里我仅列举一个事例。比如宪法的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公民能够充分获得这样的权利吗？能够充分享受这样的自由吗？
　　谁都知道，所谓自由是有原则的。它的前提是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更不能危害国家、人民的利益。具体到言论、结社、游行等活动来说，当然不允许为了达到个人或部分人的某种目的，而捏造事实，恶意煽动，制造祸端，这就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作为一个公民，有责任，有权利关心社会问题，关心国家大事。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每当群众的话语一触及到“民主政治”、“政治体制”等问题时，就好似涉足到了一种“敏感区”、“禁区”，也就难免让人提心吊胆，惧怕大难临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诚然，这首先有历史上的原因。例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切言论，只要稍不符合“两个凡是”的精神，随即就可被定为反革命、右派，成为被镇压、专政的对象。当时，所谓“民主、自由”这些词语的本身，都被认为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专用术语，而人民群众只能甘当唯命是从的驯服工具。也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从而使那种荒唐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后继的国家领导，在这方面也有所推进。像明确了执政原则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但在贯彻实施过程中，总的说来，却是谨慎有余，建树不足。比如在新闻渠道中只要有与“主流意识”不合拍的言论。抑或对社会现状、对政府作为、对制度政策不满，提出了批评或指责。对此，国家某些有关的权力部门往往会立即进行干预甚至扼杀，同时动用一帮御用文人，挥动着反“自由主义”的大棒进行围剿。这符合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吗？既然党政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公仆的主人。那么主人对仆人的作为不满意，进行批评和指责，有什么不正常呢？这类事情在当今世界比较发达的国家、比较先进的国家是不会发生的。
　　其实，民主只是与专制相对立，只有专制才害怕民主，才竭力压制民主。而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以民意为根据，对民意进行集中，从而形成某种制度、政策进行领导。从逻辑上讲，这样的领导，与民主完全是一致的，怎能惧怕民主、限制民主、打击民主呢？探其究竟，这里既有认识不到位的问题，更有执政者私利作祟的问题。压制了民主，也就必然压制了对官员的监督。这对于贪官、庸官来说，他大权在手，就可为所欲为。常言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应该承认，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就是我国目前贪污腐败久治不愈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从世界范围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即所有比较民主的国家，都是比较清廉的国家。比较清廉的国家，也就是比较民主的国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时至今日，当谈到我们应该像发达国家那样，真正做到言论自由、实行普选等时，就有权威人士表示反对。强调所谓“国情”不同。那么国情哪点不同呢？难道我国当前的国民素质，比西方一、二百年前的国民素质还差吗？所谓“国情”，其实是托词。由此可见，中国当前能否像先进国家那样实行宪政，不是民众的条件不具备，而是执政者肯不肯下决心。
　　历史证明，一个社会，只要缺乏民主，那么最能取得成效的，就往往不由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来决定，而运转的轴心是人所共知的“官本位”。以至真理性的标准，也只能由官位的高低来排定。所以，崇拜官位、追逐官位始终是这种社会中的主流。像以培养人才、探究创新为根本目的的教育、科研领域，竟被单纯追求与“官位”相匹配的、往往有名无实的文凭、职称、资历的错误观念所支配。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而那些真正利国利民的作为、创新，往往受到排斥，和不公正的待遇。如此正误颠倒，这样的国家和民族，能够振兴、崛起吗？从根本上讲，扼杀民主最大的危害，莫过于摧残了民众的智慧、生机、活力。使民众长期处于麻木、愚昧、沉睡的状态，这正是千年封建专制社会最大的特征。
　　说到这里，我真有些感慨万千，想一吐我心中一个长期的郁闷。即，有群学者，长期研究社会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对社会的发展非常有益的意见，完全符合“只帮忙，不添乱”的原则。而据说当政也得知这回事，但总是不“纳谏”，甚至采取忌讳的态度。究其原因，很可能由于这些意见是出自平民百姓，一旦被接受、被采纳，并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当政者的“绝对正确”的形象不就遭贬了吗？“绝对权威”的身份不就受到冲击了吗？不过，话说回来，历史总是要前进的。春天总是要到来的，春来花必开。这里我指的“花”，也就直接关系到上述的关于国家转轨、崛起的大问题，即属于第二层次，第二步的问题。对此，下面我就开始向广大读者作一简略地介绍。
　　10年前，我结识了河北保定以吴宗潢为首的的一批学者，他们“身居保定市井，心系宇宙万物”。历经半个多世纪，已由人民、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主客体关系学纲要》《社会是什么》《经济是什么》《教育是什么》《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智能时代宣言——主体学破解人类命运之谜》等10部论著（我曾为其中的两部写过序），与论著相配合的还发表了若干篇论文，从而创建了一门全新的高综合性的学科——“主客体关系学（简称为‘主体学’）”。主体学的重心是研究人和社会的问题。据了解，他们开始研究时，也曾以传统的有关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名著为蓝本。经过一番认真学习和反复思考之后，他们发现传统的理论，往往只抓住人权、自由、民主，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有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属于社会浅层次的矛盾和局部性的环节，所以得出的认识，虽然含有某些合理的成份，但其中许多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往往只能治标，无法治本。其错误部分，不但无法治标，甚至还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因此，他们决定，必须以历史和事实为依据，构建一部全新的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
　　历史证实，社会是人类进化的产物，而人类又是由动物和原始生物进化而来的。这说明，在生物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包含着某种特定的机理和普遍性的规律。主体学就选定生命的起源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从而揭示了生物，以及后来的人类和社会的进化发展规律，是一条公理——要生存要发展，和需求、效率、合作三大定律。这些观点提出之后，很快得到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的赞同和支持，认为这是学术界的“壮举、创举”，是“真正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创建”，“将会大大加快社会前进的步伐”，“将会影响全世界”。
　　主体学将社会分为合作创值和分享财富前后两个部分（环节）。这两部分实施的结果，前者表现为“效率”，后者表现为“公平”。效率和公平，这两项集中体现了国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这是衡量和检验社会运行质量最根本的两大尺度和标准。可以说，这已逐步成了当今世界的一种共识。
　　5千多年人类社会得以前进、发展，就是基本上依循了“一条公理、三大定律”，使合作创值、分享财富两大环节，基本上还是在不停地运转。但是，由于人类至今还不清楚这些规律和环节，只能参照有限的经验和教训，因而长期处于一种自发、盲目、无序、低效的状态。其主要病症，就是在合作创值的环节中，总是存在着供求失衡（短缺或过剩），影响效率；在分享财富的环节中，总是存在着分配不合理（如掠夺、敲诈、剥削等），影响公平。产生这两大病症的直接原因，主要是缺乏“科学”的宏观（国家政府）管理(主要是法治)。但从根本上讲，就是缺少用真正“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
　　我认为，已经面世的主体学，实际上就是一部系统的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雏形。其核心内容，就是论证了生物的进化，实质上是信息处理（认知）功能的进化。所以生物的生存方式，低等生物（微生物、植物）是“感应—适应”型，中等生物（动物）是“感知—利用”型的，到了高等生物（人类），则是“思维（智慧、智力）—创造（智能）”型的。因此，人类命运的改变，从根本上讲，要靠人类自己，要靠一种能够上天入地，变废为宝，无中生有的“无所不能的能”——智能。一旦人类开始崇拜自身的智能，人类就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他们新近出版的《智能时代宣言——主体学破解人类命运之谜》，就是对这门新学说的纲领性的表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用“6句话”，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作的科学的展示。即：
　　一理三律方向明（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需求谱系路径清（有了正确的航行路线）
　　双零理论防出轨（有了避免偏差的罗盘）
　　高效赖于科教兴（有了加倍提速的动力）
　　国家垄断保共富（国家惠民式的垄断，消除少数人的剥削）
　　和谐盛世速来临（到达理想境界——创建高效公平的社会）

　　如果把管理社会好比驾驶一艘巨轮，那么这六句话就给驾驶者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方略和举措。将这6句话付诸实施，首先可以塑造一个全新的科学的宏观管理体制。随之而来的，将创建一个全新的更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即“需求＋智能模式”。这6句话的基本内涵是：
　　①一理三律方向明
　　一条公理——要生存发展。由此产生的各种“需求”，是人从事一切活动最根本的 目的、起因和动力。是判断社会一切活动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它决定了人的活动存在着三条规律。
　　第一，需求定律。
　　Ａ．需求是不断增长的（如人的生活不断提高和改善，就是对不断增长需求的满足）。
　　Ｂ．需求的增长，是质的无限性（即好了还要好，越新就越好，种类越多就越好）与量的有限性（即对同一种质的东西数量上的需求，则是少了不宜，过多也不需要）的统一。
　　Ｃ．需求的增长，是需求种类（质）的多样性与主次性（比如人的吃、穿、住、用、行，就有主要和次要的等级差别）、因果性（如人的生活需求产生生产需求，是前者决定后者）的统一。这种多样性与主次性、因果性的统一，使无限的需求，联结成了一个条理、脉络十分清晰、有序的“需求谱系”。
　　Ｄ．需求的增长，是潜在的需求谱系向现实需求（如人通过供给——生产、交换）的不断转化（满足）。从而形成了一种由供求环、到供求链、再到供求网的有机结构。这是经济社会中的最基本的结构。
　　第二，效率定律。
　　摄取必须（质）优于、（量）大于消耗，这是效率定律的实质。主体生存意味着不停地消耗；向外摄取还要增加消耗（要有投入，要付成本）。而且不但要生存，还要发展。这就不仅要使摄取的量相应增长，更主要的是使质（品种）不断优化、不断多样化。这就必须提高摄取（趋利避害）的效率。由此而引发出需要制造工具，发展科技，所谓发展生产力。效率的不断提高，从根本上讲，也就是智能得到不断开发和利用的体现。
　　第三，合作定律。
　　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还必须走合作互利的道路。合作的基本途径，就是一方面进行有效的分工，另一方面不断壮大生存单位。如由血缘群体的氏族、部落凝结成社会。社会是多重生存单位的集合体，如个人、家庭、民族、集团、阶级、国家、全人类等。每个生存单位体现着特定的利益，如个人利益、家庭利益、民族利益、集团利益、阶级利益、国家利益、人类利益等等。生存单位的特征，就是对内实行分工合作（出现了所谓的生产关系），并凝聚力量对外进行竞争和斗争，这样才能增效增值。为了使合作、竞争有序、高效地进行，就必须有相应的指挥、组织者，以及一定的条例加以规范。从而首领出现了，政府出现了，所谓的上层建筑（制度、法律等）也出现了。
　　②需求谱系路径清
　　需求是“目的”。为了满足某种需求，就要相应地采取某种手段。为了达到“采取某种手段”的目的，又需求再采取其它手段。比如，从需求吃、穿、住等开始，到需求工具、需求发展生产力、需求发展科技，还需求结成社会、需求社会管理机构（如政府）、需求社会管理手段（如制度、法律等）……。这就是说，“生存发展需求（人们通常称之为‘生活需求’）”是第一需求。从第一需求开始，还有连续不断的第二需求，第三需求，……确切点说，从根本需求，到派生需求；从直接需求，到间接需求；……总之，需求再需求，以至无穷。
　　有需求就要有供给，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前因与后果的关系。
　　不难看出，尽管需求（带动供给）是无限的，但由起源到不断的延伸，如由若干供求环联结成供求链，再又由若干供求链联结成供求网，其脉络是非常清晰的，是很有规律的。人的需求，实际上是一张既无比繁杂，而又条理清晰的“谱系图”。也就是人类进化的路线图。300万年的人类进化史，5000年的文明社会发展史，就是这张需求谱系图不同阶段的显现史。
　　由此可见，衡量供给（质与量）的正与误，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供给是符合或偏离需求谱系（质与量）。而供给的正误，又决定于规划（质与量）是否符合或偏离需求谱系。所以，需求谱系正是科学规划唯一的依据和蓝图。常言道，有的放矢，量体裁衣。这个“的”和“体”，只能是需求和需求谱系。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建国以来投资失误率高达50％。这就是说有一半资源被浪费了。其原因，就是供给严重背离需求，所以一个时期出现严重短缺，一个时期又出现明显过热（盲目上马），总是周期性的大起大落，之后又不得不进行大幅度的纠偏、调整。如果按照需求谱系来规划和指导，能出现这样大的误差吗？
　　③双零理论防出轨
　　主体学认为引起物价波动有需求、供给和货币三个因素，而需求是根本因素。所以从整个经济增长的综合角度，提出了一个有关货币发行的“双零理论”。其基本内容就是货币发行量的最适度是保持“双零”。所谓“双零”，就是指产品的相对过剩值为零和币值的波动率为零，这时市场交易总体上处于一种供求均衡、物价稳定的状态。这就是说，当产品短缺（相对过剩值为负数——小于0 ）和货币过剩（物价上涨，波动率为正数——大于0）时，就应该减少货币的发行量； 当产品过剩（相对过剩值为正数——大于0）和货币紧缺（物价下跌，波动率为负数——小于0）就应该增加货币的发行量。明确点说，就是货币增加的价值数量，应该与相对过剩产品的价值数量保持一致。
　　这样的经济，整体上既不长期短缺，又不严重过剩；物价既不猛涨，也不狂跌。所以，只要按照“双零理论”来增加货币的发行量，绝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如果这方面过于谨慎，反而会抑制供给，延误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以双零理论，是货币发行的最佳尺度。
　　如果政府具有上述的管理机制，就能改革当前的不适合的财政、货币制度、政策。从而指导需求、供给、货币三个方面价值量等比增长，这不就创造了一种全面、持续、高速增长的全新的经济模式了吗？
　　④高效赖于科教兴
　　智能的外化，其最高形态，就是科学。有了科学，才能够更有效地改造人自身，改造社会。同时也能更有效地改造自然。不难看出，社会要腾飞，其直接动力，就来自科学的腾飞。
　　说科学，人们习惯性地理解为自然科学，或把自然科学放在首位，往往忽略或轻视人文社会科学。其实，这是非常片面的，确切地说，是非常有害的。
　　今天，正是有正确的人文社会科学开道，有“一条公理、三大定律”开道，有“需求谱系图”开道，有需求的“质无限”开道，并科学地指出了需求是由潜在向现实不断转化的，这种转化是靠供给（生产、交换）来实现的。由此可见，潜在的需求谱系，与之相适应的就应该是科学的“社会规划”，需求谱系上需求的“质点”，无疑，就应该是社会规划上供给的“质点”。由于需求是不断增长的，需求“谱系图”是不断延伸的，需求的“质点”是无限增加的，这就要求供给的“质点”也无限增加，也就是需要进行无限的创新。这既给供给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同时，又必然给供给添加了无限的“难点”。而排解难点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科学。物质生产主要是依靠自然科学。而涉及人和社会的综合性的难题，从根本上讲，还得依靠人文社会科学来解决。
　　那么科学又怎样才能腾飞呢？教育必须革命。教育的目的不是单纯传授知识。目的是培养智力。主体学已科学地揭示，智力是人脑对“一元四系”信息进行处理的能力。智力的外化，就表现为“创造（创新）”力。所以教育就是要培养出具有对“一元四系”信息进行正确处理的人，也就是具有正确思维模式的人，也就是具有创新素质的人。
　　⑤国家垄断保共富
　　剥削产生于垄断。造成垄断的原因有二：
　　一是价值规律，即凡社会急需而又稀缺的东西被少数人所占有，他人没有条件与其竞争，这就自然形成垄断。当被垄断的资源（如稀缺的土地）与无法垄断的资源（如过剩的劳动力）相交换，显然前者居优势，后者居劣势。其结果，前者越来越富裕，后者越来越贫穷。
　　二是专制政府的权力干预，有些即使并非稀缺之物，只要政府不允许他人参与竞争，也就形成垄断。不难看出，权力侵值、资本侵值，都与专制政府有关。可以说，专制政府是社会性侵值的总祸根。
　　所谓国家垄断，就是对被垄断的商品的价格，不能完全由市场（价值规律）来确定。而是要根据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购买能力，通过限价、降价，使消费者不但不受剥削，而且有时还得到必要的惠顾。
　　社会的本质是合作创值，有价交换。由于每个人的条件不同，为社会、为他人创造的价值、做出的贡献会有差异。因而获取的回报也会有差异，这是正常的。由此而出现贫富的差异，也是正常的。这属于“自由竞争”，应该提倡，应该保护。这对竞争者、对集体、对国家以至全人类，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此不能得出分配不公平、不合理的结论。至于有人的确由于其贡献大，而获得回报多，大大超过社会的平均收入。政府完全可以在不挫伤创值者为社会作贡献的积极性的前提下，通过累进税制来调节，这也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有效措施。
　　诚然，社会群体中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弱者”，这应该受到“人道主义”的保护。
　　⑥和谐盛世速来临
　　历史充分证明，人类以往所有的崇拜，没有找到一个“救世主”。真正能够给人造福的，直接、间接都来自人的创新性，来自科学，也就是来自人自身的智能。随着人们对创新的重视，对科学的重视，最终会对智能的重视，和对培养智能的教育的重视。当这种重视超过了其它的一切，成了社会一种主流意识和主要风尚，这就迎来了一个崇拜智能的时代了。一旦大家都崇拜智能，社会将会是怎样的呢？
　　首先受到最大触动的是对人的评价，也就是对人的作用、意义、价值的评价。在专制制度统治的时代，权位是社会崇拜的偶像，所以对人的评价，只能以权位为标准。这就是说，官比非官高贵；高官比低官高贵。非官阶层，也要推行“官本位”式的“论资排辈”。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专制主义是社会发展最大的障碍。而专制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是民众的愚昧。民众的愚昧说明民众的智力没有得到很好地开发。当社会进入崇拜智能的时代，显然民众已经克服了愚昧，专制主义也就失去了根基，对权位的崇拜也就自然消失。从而对人的评价只能是一个标准，就是智能化程度高低的问题，也就是对社会贡献（满足社会需求）的大小问题。并据此来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才干的大小，报酬的多少等等。
　　人，只有具备了智能的素质，才能真正算是已经由动物进化为人，是典型意义上的人了。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一方面通过合作创值，财富充裕，无需你争我夺；另一方面又深谙合作定律的哲理，彼此之间只会像生理型生存单位内部的关系那样，亲如手足、唇齿相依、肝胆相照、亲如骨肉，这不就出现一个“和谐”的社会了吗？这时，作为高级生存单位的社会，也就进入到成熟、完善的阶段。
　　所谓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是俗话说的“心想事成”。古往今来人间一切成功的事，都是心先想，再通过干，最后获得成功。然而，更多的事，却是想得多，成功的少。究其原因，第一，不懂得客观事物的本质结构和变化规律。第二，没有创新的科技基础。比如，古人想“点石成金（搞炼金术）”、想“腾云驾雾”。由于不具备上述的两个条件，结果都没有成功。现在这两个条件都已具备，所以“点石”也能成金了（只是还没有商业价值），也能“腾云驾雾”坐飞机周游世界了。这些由原来的“心想不成”，到“心想事成”，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人有智能。人提高智能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心想不成”的事，变成“心想事成”。智能不断提高的过程，就是许许多多“心想不成”的事，不断转化为“心想事成”的过程。
　　综上所述，只要国家实行宪政，以民主的姿态对待像主体学一类的学术成果，组织一定的学者进行讨论、论证。有错误则批评指正，正确的则吸取采纳。只要长期这样做下去，任何国家都会崛起，都会兴盛。当然，中国也不例外。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再一次强调要解放思想、要科学发展，号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一个崭新的科学的社会发展模式，很可能最早出现在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