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类的期盼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又合又斗的历史。
所谓“合”，即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所谓“斗”，就是你争我夺，侵占价值。请看：
五千多年来，之所以延续了数百万年的原始的零散的血缘群体（如氏族），能够较快地组合成为当代的文明社会。根本原因，就是起初出现了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随即又产生了手工业、商业等等。有分工，产品必须经过有价交换，从而满足相互的不同需求。由于需求是不断增长的，为了使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也就促使社会性的分工越来越细，生产力越来越发展，从物质到精神的产品越来越多，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得到改善。其总的趋势是加速度的。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到一百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现在已上升为信息时代，更是今非昔比。这一切，不正是社会成员合作创值的结果吗？
然而与此同时，由于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难免会带有一定的弱肉强食的兽性。也就是随着社会的财富越来越多，有些人具有了能够掠夺侵占他人财富的某些条件（如武力、权力等），违背合作的劣根性就难免爆发。其表现形式，从古到今大致有三大类：即民族斗争，如战火纷飞，相互残杀；宗教斗争，如排除异己，独霸天下；阶级斗争，如垄断剥削，分配不公。从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伤害（人祸）。诚然，对人造成伤害的还有不尽的天灾。
其实，合作是社会发展的正面、常态。斗争是社会发展的负面、病态。可以说，这种现象，在人类进化、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比如童年）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但是，人毕竟是会思维、有智能的动物。大自然（如地球）“恩赐”给所有生物的生存发展条件，是“一视同仁”的。也正因为人已进化出思维、智能等功能，人就逐渐超过其他生物，能对有限的自然条件进行不断改造、创新。才创造出人类今天的文明，给自己不断带来了幸福。然而，从古到今，人类总有一个最普遍最大的谜团，始终得不到破解。即为什么总是天灾不断、人祸频繁。社会总是处于自发、盲目、无序、低效的状态。出路在哪里呢？天上人间究竟有没有一个“救世主” ？
正是由于人具有好思索、好探究的本性。所以从古到今，总是不断涌现出一些有识之士（哲人）爱对大众长期所困惑的问题寻求答案。例如最早、最普遍的一道难题，就是许多人整个人生的经历，总是苦难重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由于在社会初期，广大群众的思维方式，还基本上滞留在感知（凭经验）阶段。即处于缺乏理性思考的愚昧状态。无法真正弄清产生苦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遇事往往轻信、盲从。正因为如此，社会中有时也冒出极个别的乐于凭空想象的怪才。他为了迎合百姓的祈求，按照因果规则，编造出一系列让人当时无能识别真伪的生动的故事来。属于神、佛一类的“救世主” 就这样被塑造出来了。当其“因果观”逐渐被社会所认可。使人误认为自己之所以多灾多难，就是因为老祖先有原罪，或自己前世作了恶，所以今世才有这样不幸的报应。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而且只要今生行善，死后还可升天堂，到达极乐世界。随即就把自己制造的心理压力和痛苦解脱了。这样一来，从古到今，那些能够支配社会意识的宗教就油然而生了。这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出现的第一种思潮。不妨称之为宗教迷信思潮。
时至今日，众所周知，宗教的故事是虚拟的。但它能减轻人们心灵的痛苦，宣扬人们应该行善，这也是符合社会正面要求的，不能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宗教是无法减除现实中的任何灾害的。历史事件也在逐渐告诉人们。那些宣扬宗教信仰的教主们，恰恰是当时社会中最大的受益者。也是一些社会祸端的制造者。这就迫使人们还需不断进行新的思考与探索。
历史证实，社会形成的初期，较快地由氏族合并为部落，再合并为民族、国家，使生存单位不断地壮大，这是符合合作规律的。是人类进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当时的这种正常的变革，基本上是靠武力、权力来实现的。也就难免灾难重重。下面不妨以我国的一段古代史为例进行剖析。
我国的春秋时代，当时诸侯国家就有一百七十多个。其分崩离析、杂乱无序的状态是可想而知的。春秋末期孔子诞生了。他被后人誉为“圣人”。“圣人”实际上是“救世主”的代名词。孔子面对当时社会的混乱，提出了一系列如何治国的理念。其核心内容有二：一是国家必须要有一个最高的统帅（君主），并建立君与臣之间的等级管理制度。二是人与人之间要树立“仁（互爱）”的观念。这两点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这个领域中的一个重大突破。被后人称之为“儒学”。与此比较类似的，还有古希腊的一些思想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也大力强调要创建“理想国”。要有哲学家式的国家领导。这些都可看成是人类社会出现的第二种思潮。不妨称之为安邦定国思潮。
正是在儒学的影响下，东方的泱泱大国（中国）能够维持两千年的稳定，直到明末清初，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由于软件方面不正确，其负面影响也是非常突出的。主要表现在铸造了一个封建专制的政治体系。对内压榨百姓，对外闭关锁国。与西方相比，又逐渐趋向落后与僵化。最终导致满清后期内忧外患，以致“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这实际上又把孔子看成是“害世主”了。
被称为黑暗的千年中世纪的欧洲，由于政治体制上不是铁板一块，而商业逐渐比东方发达，促使人们思想上的禁锢有所松动，从而逐渐喷薄出一些新思想的火花。例如，13世纪和16世纪的英国，先后出现了两个培根。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力宣扬、倡导实验科学，这说明神学的枷锁正在逐渐卸去，发展自然科学的途径逐渐清晰。随之哥白尼之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不断问世。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学不攻自破，自然科学逐渐走上了坦途。这也应该是一种（第三种）世界性的思潮，不妨称之为自然科学思潮。
与第三种思潮相伴随的，就是既然神灵已经消失，那么维护神灵的权力自然要被铲除。取代它的也只能是人权了。在西方也就掀起了一场去神权，还人权，创建民主、自由、法制社会的文艺复兴运动。这可排列为第四种思潮。不妨称之为民主自由思潮。
第三种思潮引领了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掀起了一而再的工业革命。第四种思潮的最大功效，就是能够推翻专制独裁。从而促使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给长期僵化愚昧的社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两种思潮的互动，短短二三百年，就酿造出一个比较先进的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批所谓的发达国家。但是，无容讳言，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什么“理想国”。也就是说，它仍有久治不愈的顽症。这就又会促使对如何根治“社会病”的一些仁人志士进行新的思考。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问世，吹响了人类社会第五种思潮到来的号角。马克思主义诞生了。马克思主义（相继的还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出发点是为了解救劳苦大众。并指出资本主义存在着两大弊端，一是供求失衡，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二是资本剥削，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平。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抓阶级斗争。具体做法是，建立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转私有制为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最后建成一个没有压迫剥削、而财富充分涌流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马克思的著作曾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按逻辑上讲，其作者理所当然就是劳苦大众的“救世主”。
第五种思潮，可以简称为共产革命的思潮。毫无疑问，这在当时对于广大劳动群众来说，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和号召力。所以，很快掀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这场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改朝换代。第二阶段，进行建设。历史证实，第一阶段，战果辉煌。第二阶段，却步履维艰。那么问题又出在哪里呢？莫非真如有人所说的：“经是好的，只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这也成了当代一个争论不清的话题。
然而，严酷的“百年”现实，又不能不迫使人们进行比较和选择。即既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此困难重重，而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垂死（列宁语）”，相比还兴旺发达。不得已只好转轨，学习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由此给僵化的社会经济带来了生机。看来第五种思潮，也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即只注重社会病态的一面，而忽略了社会常态的一面。对社会的治理，不懂得需要扬长避短。甚至背离了“长（须要符合需求规律）”，而一味治“短（如何消除贫富差别）”。结果经济效率很差。走进了死胡同。
可是，正当人们处于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热潮中。2008年属于世界首富的美国开始爆发了所谓的“次贷危机”。随之迅速扩散到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酿成了空前巨大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以致民怨沸腾。人们一度对西方的憧憬，似乎又淡去了。有些人又回过头来，要学习东方，学习中国。这说明出现了世界性的信仰危机。人们又陷入迷茫困惑的境遇之中。那么，人类久久期盼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究竟有没有？如果有，究竟在哪里？
其实，社会就是一盘棋。不妨称之为“社会棋”。要下棋，要把棋下好。第一，不能没有下棋的人。社会棋的下棋人，就是统帅、领袖。第二，还要懂得怎样下。即懂得棋路、棋局、棋谱。也就是要懂得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然而，自古以来，国不能一日无君，不缺统帅、领袖。缺的恰恰是一部正确的社会棋谱。上述的五种思潮，其实都是针对社会这盘棋进行描述撰写的棋谱。然而都不理想。究其原因，打个比方，就像写中国象棋的棋谱，有的只说如何走车，有的只说如何跳马，有的只说如何将军，等等等等。从局部看，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总体上看，就处于雾里看花（正误搀杂）、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状态。最主要的是，没有抓住根本，即没有正确揭示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所谓社会棋谱，实际上就是指人文社会科学。至今仍然存在着世界性的信仰危机，就证明，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还严重滞后，还不科学。这就是社会中许多重大问题难以解决的症结所在。
说到这里，我们愿意向世人坦言奉告。我们是一群青年人。尽管阅历不深，见识不广。但我们爱学习，好思考，喜释疑，渴求真。尤其乐于为国家兴亡，人类命运而操心。面对当前的信仰危机，我们也困惑、苦闷，期盼有朝一日能够摆脱。恰在去年，去年的某日，机遇来到了。我们取到了“真经”。很快就使我们茅塞顿开。明白了当前人类最急需的就是如何使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化。令人喜出望外的是，这种“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已经像冰山那样，露出一角了。我们断定，她很快会形成一种新的思潮。欲知详情，请看下文。
第二章 “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问世了
光明日报于2000年6月27日，整版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正标题是：一门值得大力宣传介绍的新兴学科——主客体关系学。副标题是：一个学术团体在保定崛起 专家学者给予高度评价。经济日报于1993年8月11日，刊登了《理论奇人》一文。这位奇人是吴宗熿教授。我们于上章中称发现了一门新创的“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就是指吴宗熿教授经历半个多世纪所创立的“主客体关系学（简称‘主体学’）”。并成立了一个研究机构——主客体关系学研究会。
主体学已由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出版社出版了《主客体关系学纲要》《社会是什么》《经济是什么》《政治是什么》《教育是什么》《智能时代宣言》《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等11部论著。有数十位著名的专家学者和德高望重的革命元老为这些书作序和发表评论。对此，香港《亚洲经济》杂志社首席记者李向阳在一书中竟如此写道：“在我国众多的专家学者中，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个人的学说能够像吴宗熿的‘主客体关系学’那样，获得众多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专家学者如此之高的评价。”例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院长、著名哲学家温济泽说：“主体学的诞生，是20世纪末的重大历史事件，该书有可能成为世界经典名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主体学建立了一个包罗许多学科的体系，是一种创举、壮举。”“是保定市形象建设的一件大事，将会成为世界文化名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高放说：“主体学已超越马克思。”
中国认识论学会会长、中央党校哲学教授崔自铎说：“主体学有五大特点：做到了历史与逻辑、历史与理论、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科学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经济学教授荣敬本说：“主体学将引起一场新文化运动。如果说，第一次文艺复兴发生在欧洲。那么，第二次必将因主体学发生在中国。”
德国洪堡学者、科隆大学教授黄文华说：“当今西方学术界普遍感到，虽然自然科学日新月异地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却深深地陷入了危机之中而无法摆脱。在这方面，主体学开辟了一条新路。”
专家学者们对主体学给予如此的认同和赞扬，其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主体学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
主体学认为人的根本，就是“要生存发展”。这是人一切活动的目的和动力。这也就是人的本质。主体学用“一条公理（要生存发展）”来表述。
为了满足生存发展的需求，人就要活动（趋利避害——调节主客体关系）。活动是有规律的。主体学用“三大定律（需求、效率、合作）”来表述。
① 需求定律（有四个层面）
Ａ，需求是不断增长的（从物质到精神，从个人到社会，永无止境）
Ｂ，需求的增长是质无限（好了还要好，种类越多越好）、量有限（同种东西少了不宜，过多也不需要）。
Ｃ，需求的种类有主与次（如温饱比其他需求更重要，物质比精神需求更重要）、因与果（如生活需求与生产、投资的需求，有前因与后果的关系）之区别。
上述三个层面，使人的无限需求，联结成了一个条理、脉络都十分清晰、有序、有规律的“需求谱系”。
Ｄ，需求是目的。目的的起始是潜在的。为了使需求得到满足，就必须采用一定的手段，即创造现实的供给（如生产、交换等）。供给能够满足需求，就是有效的。否则，就是无效的。只要具备能够满足“需求谱系”的供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现实的“供求谱系”。整个国家的供求谱系，也就是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依据和蓝图。这样的规划，才是正确的、科学的。
② 效率定律（收获应该大于投入）
为了满足需求，就必须活动（如生产、服务）。任何活动都会有投入（成本）。任何活动的成效，唯一的准则，就是看收获是否大于投入。凡大于即有效，否则即失效。即使有效，还有高低之分。为了不断提高效率，就要发展生产，改进生产条件。也就是所谓的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发展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
③ 合作定律（整体趋利避害效果大于局部趋利避害效果之和）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就要不断提高效率。为了不断提高效率，更主要的还必须走合作的道路。社会性的合作，就是实行生产、服务的分工，从而可以发挥不同的人力、物力资源的特殊优势，生产和创造出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产品（包括服务），通过有价交换，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为了使合作、竞争，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就必须有相应的组织、指挥者，以及一定的规章条例。从而政府产生了，领袖产生了，所谓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权、法律、制度等）也出现了。
毫无疑问，主体学的“一条公理、三大定律”对人类进化、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作了纲领性的、正确的揭示和描述。只有纲举，才能目张。这就对人与社会进一步的认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二，主体学对社会结构作了科学的剖析
正是在“一条公理、三大定律”的推动下，数千年前原始人打破了仅有百十人组成的血缘群体（氏族）之间的隔阂，改变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态。开始组合成一种新的生存单位——现代社会。从此，人们彼此分散的个人需求，逐渐汇合成一种社会性需求（也称民生需求）。社会性需求种类繁多，就必须实行社会性分工，然后通过社会性的有价交换（买与卖），最后使社会性需求得到满足。需求→分工→交换→需求满足，这四个前因后果的段落，就连成了整个社会经济得以运行的基本结构。不过需求和需求的满足只是运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运行的实际过程，就是分工与交换的前后两个阶段。分工的作用，是合作创值。其运行的质量用“效率”来衡量。交换的作用，是财富分配。其运行的质量用“公平”来衡量。从总体上看，还不到一万年的现代社会，分工合作所创造的价值，通过交换分配，使民众获得的财富，却是百万年的原始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可以说，现代社会的产生，实际上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次“质”的飞跃。显然，这是社会的正面、常态。
但是，当今的社会的确还很不理想。负面、病态很突出，很严重。如分工合作阶段中，供求失衡，效率不高；财富分配阶段中，侵值剥削，严重不公。主体学认为，只要遵循“一条公理和三大定律”，所谓的疑难病症，也就会昭然若揭。并且完全可以开出迅速根治的良方。而更主要的，还能设计出一个使社会经济强健、高速、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使人类和社会再一次出现“质”的飞跃。要达到这个目的，还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并善于调节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中存在着的四个关键性的环节。
第一个环节，要理顺需求与供给的关系。
因为在社会经济中，社会需求（根本是消费需求——下同）是目的，合作创值是手段。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只能是目的决定手段，手段从属目的。俗话说，应该“有的放矢”。凡“无的放矢”或“矢不中的”，都是失效的。
然而，唯物史观却认为是生产（供给）决定消费（需求）。发展生产力是发展经济的起点和动力。当年的计划经济，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即市场经济）“无政府状态”的弊端，认为必须强化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毫无疑问，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要实行公有制，这点也是可取的。但应该如何指导经济运行，却采用了上述的错误的观点。所以，制定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就不是以社会需求如何为依据。往往单凭决策者的主观想象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像当年的全民炼钢）。这种不看目标乱放箭的做法，还通过政治权力来推行。其结果，许多产品不是不断增长，相反还逐渐短缺，就连许多生活急需品都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只得靠证券来限制销售。结果造成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增长迟滞，有的年代还酿成了全国性的大饥荒。不得已，只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经济出现复苏。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转机，就是市场经济有个最基本的特征，即供给跟着需求走，也就是“有的放矢”。
但是，市场经济也并不是“百发百中” 的。会经常出现严重的偏差。那么问题又出在哪里呢？其主要原因，就是市场经济，是一种在微观层面有主体的经济。这就是说，生产、经营什么，是由生产、经营者自己作主（决定）的。主人的依据，主要是“看市场”。也就是什么商品能赚钱（即亚当•斯密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实际上就是市场需求），就生产、经营什么。这样做是对的，但跟随的只能是事物的一种现象。正因为如此，越能赚钱的商品，引来生产、经营的跟风者就会越来越多，此类商品的供给数量也就越来越多。由于跟风者根本不懂得有个“需求是质无限量有限”的规律。所以商品的质未变，而只在数量上猛增。结果往往是跑过了头，掉进了“量过剩陷阱”。当大多数商品都过剩，社会性的经济危机就降临了。那么如何防治呢？单靠生产、经营者是不行的。作为个人，即使懂得经济规律，他也无能计算出哪种商品，当时市场的需求量是多少，社会的供给量又是多少。唯一的正确做法，只能建立国家级的宏观管理体制。就像天气变化，如果没有国家的天气预报，只靠个人出门看天，其准确性又从何谈起？国家经济预报的依据，就是现实社会（包括国内外）的“供求谱系”。那么如何描绘需求谱系和供求谱系呢？
其实，很简单。不妨以我国制定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为例。可以通过调查，首先摸清14亿人的个人、家庭有哪些生活需求。比如有代表性（按不同行业、收入、地区划分）地对若干（如十万、百万）户进行调查。即设定以2010年家庭收入——购买力为底线，此后每年按一定比例（如20％）的速度增长，并按物价不变计算。那么，预计全家从2011至2015年，逐年的消费（5年以外的预期消费不计）有哪些（除正常的吃、穿、用、保健、娱乐等消费外，还有孩子哪年需要接受什么教育，哪年需要添置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哪年需要更换多大的房屋，如此等等）。并以此有代表性的调查，对全国居民的生活消费需求进行推算。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还要摸清在５年之内社会性的公共需求，如环保、交通、通讯、城建等新的基础性建设方面的需求。然后把这两方面的需求进行综合和相加，完成对“需求谱系”的描绘。并以此为依据，推算出对这些需求的满足，全国每年需要（人力、物力、财力）多少的投入（供给）。最后完成对“供求谱系”的描绘。这样做，不就是“有的放矢”、“量体裁衣”了吗？尽管做出的衣服不能达到丝毫不差，但绝不会要等穿衣的人穿得不满意，被迫从新改做。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建国以来投资失误率高达50％。这就是说有一半资源被浪费了。其原因，就是供给严重脱离需求，所以一个时期出现严重短缺，一个时期又出现明显过热（盲目上马），总是周期性的大起大落，之后又不得不进行大幅度的纠偏、调整。如果按照供求谱系来规划和指导，能出现这样大的误差吗？两种不同的做法，其效果如何，不是很清楚的吗？
第二个环节，发挥好货币的杠杆作用。
由于经济运行的第二阶段是有价交换。有价交换必须要以货币（价值符号——物价）为杠杆才能进行。根据常识，物价是会波动的。上涨时对供方有利，对需方不利，反之亦然。物价波动幅度过大，就会造成经济上的灾难。引发整个社会物价波动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供方的商品数量的变化，如物以稀为贵，货多不值钱。二是需方的货币数量（购买力）的变化，如历史上曾经若干次出现过的，当时政府为了减缓自身的危机（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危机），就大搞货币发行，抢购市场上有限的商品。骤然间出现通货膨胀，物价疯涨，弄得民不聊生。社会由此滋生了一种“通胀恐惧症”。为了汲取历史教训，经济学界和执政者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共识。即货币制造发行权不能由政府掌管。通过立法，使此权只能交付特定的机构掌管，如中央银行。其发行行为，只能按照法律进行信贷活动，所谓的经济发行。政府的收支，只能依靠财政。从此之后，重大的通货膨胀事件是少有发生了。单从这方面看，这是一种改进。但从另一面看，如果长期通货萎缩，经济运行对货币量的正当需求得不到满足，不也是一种病吗？正如肥胖是种病，长期瘦弱也应该是一种病。事实上，国家收支只能靠财政，也就必然制约经济的顺利发展。这种分析判断的依据是：
当供求失衡现象消除之后。由于需求不断增长，带动供给（生产、服务）也应同步增长。假设需求的价值量（购买力）年增长10％，而供给的价值量也同比年增长10％（如ＧＤＰ），这自然属于良性的态势。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就可断定，作为交换杠杆（在流通领域）的货币价值量也必定增长10％。如果需求的价值量（购买力）只增长5％。而供给的价值量却增长10％。那么就可推定，其中有5％是属于供方的积压过剩商品。这实际上是一种“虚值”。不应计入国民经济的增长数。正确的做法，既然供给价值量已增长10％，那么同步增加10％的货币价值的发行量，从而增补需求购买力的不足，也使其增长10％，这不就是对社会经济的增长，社会财富的增加，民生幸福指数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了吗？假如这般推理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必然引出新的话题。
上面已经提到，国家的收支只能靠财政。而财政的来源主要靠税收。但这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税费过重历来是违背民意的。而且只会进一步抑制需求，抑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抑制经济的发展。所以必须转变观念，破除陈规，通过立法（如重新制定或修改预算法、银行法等），明确规定国家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提高的实际需要，有权从中央银行直接提取（毋需采用“透支”、“赤字”等做法。尽管这已形成了一种国际惯例，但这实际上是政府错误地“作茧自缚”）货币，以增加财政的收入。提取的数量，当然不能没有原则。其主要依据是，除保障通常的支出外，还要尽快达到能够消化相对过剩（有需求，但缺购买力）商品的目的（决不能投入已经过剩或饱和的生产领域）。更为主要的是，应该不断投向社会性消费（如公益事业）和个人消费领域，大力提高生活消费的购买力。因为这方面是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这样做，定能进一步激发经济的活力，使供给与需求迅速趋向均衡，然后高速同步增长；与此同时，又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以空前的速度提高。显然，传统的财政，即使最好的，也只能算是“消极”的财政，“保守”的财政；我们说的财政，应该是“积极”的财政，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的财政。
为了保证需求、供给和货币三者价值量同步高速增长。主体学提出了一个有关货币发行的“双零理论”。其基本内容就是货币发行量的最适度是保持“双零”。所谓“双零”，就是指产品的相对过剩值（有需求，但缺购买力）为零和币值的波动率为零，这时市场交易总体上处于一种供求均衡、物价稳定的状态。也就是当产品短缺（相对过剩值为负数——小于0 ）和货币过剩（物价上涨，波动率为正数——大于0）时，就应该减少货币的发行量；当产品过剩（相对过剩值为正数——大于0）和货币紧缺（物价下跌，波动率为负数——小于0）就应该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这就是说，政府只要按照“双零理论”来指导货币发行，那么这样的经济，整体上既不长期短缺，又不严重过剩；物价既不猛涨，也不狂跌。从而指导需求、供给、货币三个方面价值量能够同比、高速、持续增长。
第三个环节，明确创新是提高供给的根本的直接的推动力。
由于需求是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增长是“质无限（越新越好）”的。这就是说，现实的供给，也就必须适应“质无限”的需求，不断提供新的产品。如何适应？其实，现在人们已经感悟到了破解这道难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创新”。但如何创新呢？又未免有些茫然。主体学在这方面又有其独到的见解。
创新有时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但最主要的要依靠人的智力。智力外化为行为就是智能。智能就是创新之能。谁都知道，智力来自人的大脑。其实，除了白痴，人人都具有智力的素质。但现实中，又有多少人在这方面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呢？其症结就是，人脑这个“黑箱”还未完全打开。如何创新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主体学在有关教育、科研的论著中，已经明确揭示了智力创新的规律，就是对“一元四系”信息处理的规律。
然而智力并非生来就有的。唯一的渠道，就是后天的教育。正因为至今人们还没有弄清智力是怎样产生的。更不清楚教育所应该起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所以，从古到今，教育的基本模式只能是“传授知识—接受知识”。这种教育带来的后果，就是几乎培养不出“智能”型的人。尽管人也在不断创造和创新，但实际上是自发的，也就是出自个别人的偶然的所谓灵感、顿悟。所以“职业式”的创新者，即只要有需求，就能按照需求进行创新，按通俗的说法，就是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他。这样的人，现实生活中实在是太稀缺了。
其实，这仍不过是一层窗户纸的事，捅破了，只要不是白痴，人人都能够成为具有创新能力的人。但这对于教育来说，就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创建一个“开发智力—培养创新”的新教育模式。目前，应该尽快彻底抛弃旧的教学方法，即只会让受教育者死记硬背，最后使其成为一种“知识储存器”。而应该通过传授一定的知识，使其学会并善于探究事物（元）之间的部整（结构）、因果（变化）、共性（本质、规律）和相似（根据需求构想出新事物）四种必然联系。具体点说，就是遇到任何新事物、新问题，都善于沿着这样的程序去思考，即：①是怎样——探索部整结构。②为什么——探索因果变化。③是什么——探索本质和规律。④需要的是什么——通过模仿，创造出与已有的事物，既不同（具体结构和变化）又同（本质、规律）的新事物来。从而培养出具有对“一元四系”信息进行正确处理的人，也就是具有正确思维模式的人，也就是具有创新素质的人。
针对当前的教育体制，主体学首先认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时间，至少可以缩短为8年10年。小学阶段，主要是增加感性知识（一元二系），特征是“寓教于乐”；中学阶段，主要是在感性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对“一元四系”处理的能力，即培养抽象和想像能力，其特征是“寓教于思”；大学阶段，主要是将初步形成的思维模式，结合社会现实试用，其特征是“寓教于用”。凡是具有创新思维模式的人，也就是最善于自学（带着问题学）的人。引导自学，应该成为一种主要的教学方式。
一旦教育能够将受教育者绝大部分都培养成具有创新素质的人，那么科学不就开始腾飞了吗？
社会不也就随之腾飞了吗？主体学认为，这就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智能时代到来了。
第四个环节，根除侵占价值（简称“侵值”）。
上述三个环节关系着社会的第一阶段——合作创值过程中效率的高与低的问题。它也决定着第二阶段财富分配的优与劣的问题。不创造财富，就无财富可分享。财富创造得越多，可分享的就越多，反之就越少，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普通常识。可是有句古话，称“不患寡，而患不均”，显然是片面的。首先，财富多应该比少好。其次，绝对平均也不是最佳的分配。关键是获取社会财富的手段是否正确。主体学对社会财富不正确的获取，称之为“侵值”。侵值是社会的一种“毒瘤”。从古到今大致有四种不同的侵值方式。
第一种是“武力掠夺”。第二种是“权力勒索”。这两种是普通常识，人所共知，无须赘述。第三种是“垄断剥削”。这则是社会中危害最普遍，而理论上又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老话题。其实，剥削产生于私人垄断。造成私人垄断的原因有二：
一是价值规律，即凡社会急需而又稀缺的东西价值必然较高。这类东西被少数人所占有，他人没有条件与其竞争，这就自然形成垄断。当被垄断的资源（如稀缺的土地、矿藏等）与无法垄断的资源（如过剩的劳动力）相交换，显然前者居优势，后者居劣势。其结果，前者越来越富裕，后者越来越贫穷。
二是专制政府的权力干预，有些即使并非稀缺之物，只要政府不允许他人参与竞争，也就形成垄断。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不能不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符合合作定律的壮举。然而还是由于认识没跟上，结果问题多多。
Ａ．私有制没有错。错的是某些社会急需而又稀缺的资源（智力资源除外，因为它是创值因
素），被少数人占有形成垄断，造成剥削，这样的私有应该“剥夺”。如进行土地改革。
Ｂ．实行公有制不是目的。目的是转私人垄断为国家垄断。但国家垄断也不是最终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消除私人剥削。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搞清楚，结果有些国家部门，对社会的公共资源实行部门垄断，为本单位或个人牟利，对广大消费者用高价宰割（即剥削）。而且还是“合法”的。像百姓看病、上学又贵、又难，就属于这种事例。
Ｃ．真正的国家垄断，就是对被垄断的商品的价格，不能完全由市场（价值规律）来确定。而是要根据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购买能力，通过限价、降价，使消费者不但不受剥削，而且有时还得到必要的惠顾。如目前城市中水、电等收费，群众就能够接受。如果发生资源急剧短缺，成本大增，也不应转嫁到居民身上，国家应该实行补贴。这才体现了实行公有制的目的。
Ｄ．国家垄断体现着一定的权力。有权力，就有掌权的人。如何用权，为谁用权。又派生出一系列问题。
常言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应该承认，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但这绝不是逻辑的必然。这就是说，这种瘟病是可以预防的，得了也是可以治好的。但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认识问题，二是体制问题。
所谓认识问题。就是人们并未完全懂得腐败的本质和产生的条件。腐败（贪污、受贿）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剥削。是有权的官员剥削。他之所以能够剥削，仍然是由于掌握了社会急需而又稀缺的资源，需要进行社会性的有价交换。如土地、矿藏使用权的出售，工程的发包，货币的借贷、官职的任免等等。从而可以在牺牲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捞一把，即通常所说的“寻租”。所以那些管辖着社会急需而又稀缺的资源的部门，往往被人称为“油水衙门”。
正因为人们不清楚腐败滋生的条件，所以对油水衙门和掌管急需而稀缺资源的官员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如政府官员，当他用国家的资源进行社会性的交易时，其身份是国家利益的代表。他理应公平合理地既维护国家的利益，同时也维护另一方的利益，他的身份实际上是个“裁判”。但由于对其行为缺乏监督，他就可以与另一方相勾结，搞权（对资源的垄断权）钱交易，共同瓜分国家的部分利益。这时的裁判也就成了窃贼。其实建立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并不难。目前世界上已有不少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因为时代总是要前进的。
第四种是“机遇侵值”。所谓机遇侵值，就是其方式，不是靠武力、权力和垄断。而是靠机遇（如时机、机会、运气）侵占他人的价值。常见的，如偷窃、诈骗。不过这类行为既缺德、也违法。所以难以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灾害。危害较大的是一种掺入经济领域的“赌博”。如炒作股票、债券等。自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出现的那场震撼世界的经济危机之后，实体经济方面的误差相对减少，而由金融参与引发的所谓虚拟经济方面的波折越来越严重。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就此不妨对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进行一番剖析。
这场金融危机爆发的起点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产生次贷危机的原因，就是某些商品（如房产）出现过剩。按商业的常规方式（包括抵押信贷）难以销售。只好凭普通债券，即对买方的欠债没有条例限制，能还就还。因此，过剩的商品就顺利地推销出去了。其实这类商品，既然是相对过剩，即社会有需求，只是购买力不足。只要能销售，能满足社会的正当需求，对供求双方都有利，而且还能缓解，甚至消除历史性的商品过剩危机，这不就是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体现吗？
然而，次贷销售也有明显的缺陷。即买方如不能如期还贷，卖方就会亏损，从而抑制了社会供给，出现物价上涨。这不又是一种社会经济的病症吗？为了避免这种病症的产生，美国政府运用国家财政，通过某些金融机构，间接地支付供给商应得的债款。此举也应该是合理的。那么，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如上所说，政府财政是有限的。超支时，只得向央行借取国债。只要政府的支出只增不减（减少往往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那么所负的债务就会越来越重。最终无法交代，同时还大损政府的信誉和形象。当前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就处于这种状态，而且还找不到出路。
其实，不论是要摆脱目前的困境，还是要达到根治。唯一的办法，只能按照主体学指出的，彻底改变世界性的国家财政属于“瓶颈”式的错误制度。只要遵循“双零理论”所指出的规则，也就是只要能够维护供给不过剩、不短缺；物价不上涨、不下跌。并能促使需求、供给、货币杠杆三者价值量同比增长，那么政府财政的任何收支，都是正确的。都不应该受到限制。
说到这里，必定会出现两个较大的疑难问题。即使按照“双零理论”来指导金融正确运转，那这也只能是今后的事。而面临的，首先，政府已经背负的的巨额债务怎样偿还？
其实，只要这些债务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侵值（如官员贪腐）行为。而实际上曾经也的确是起到了调节供求的杠杆作用。那么，既然债户是政府，政府是为国家办事而借款。债主是央行，央行是为国家而放贷。这就是说，既然债户、债主就是同一个人，哪里还存在着谁欠谁的问题呢？一种妥善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法律程序，将国债一笔勾销，不就不了了之了吗？其次，还有在这场金融领域的动乱中。有些私有金融机构的介入。它们实际上是在搞债券的“零和博弈（赌博）”。那就不管其盈与亏。责任只能自负了。
最后还有一点须要指明。由于金融危机基本上属于“虚拟”经济危机，对实体经济伤害有限。更主要的是它能造成人们心理上的动荡不安，从而紧缩投资和消费。只要把金融的杠杆作用理顺，社会经济就会很快恢复正常。
综上所述，不难理解，也不难做到。只要以“一条公理、三大定律”为纲，并能正确认识、把握和调节四大关键环节与社会整体、局部之间的关系，必然会促使社会发生一场“质”的变化，创造一个全新的理想的发展模式。
正如中国社会学会原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陆学艺为《社会是什么》一书作序中指出：“将来，‘一条公理、三大定律’被人们所认识和掌握，并运用到实践中，那么社会发展的进程将会大大加快。”
中国人民大学院副校长、经济学家杜厚文在其序言中也说：“人们认识了共同创值的规律，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消除各种侵值。那么社会发展的速度定能成倍提高。”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原总干事、中国社科院研究所原副所长王康在访谈时说：“如果公元前就有人按照‘一条公理、三大定律’的原理写出一部‘圣经’来，那么今日21世纪人类达到的文明程度，可能在10世纪时就实现了。”
2003年3月，曾有厉以宁、董辅仞、何伟、陈吉元、卫兴华等18位著名经济学家，当他们发现这套理论之后，就委托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以建议书的形式，给时任的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和省长季允石发函。由于此理论产生于河北省，希望河北省领导能给予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在北京召开一次高档次的学术研讨会。不巧的是，当时突然爆发非典，此事也就搁浅了。
根据上面的推论，那么真正的救世主，不就很快就要出台了吧。那么，这位新的救世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第三章 领袖＋科学＝真正的救世主
百年传唱的《国际歌》中有这样几句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可以说，此话言之成理。
自古以来，没有人见过神仙。皇帝不缺，但多为暴君、昏君。当然也出现过一些这样的君主。由于心地善良，能体贴百姓的痛苦，能为百姓办些好事，打造出了令人称赞的“太平盛世”。这样的皇帝，不妨称之为“良君”。但还够不上是救世主。因为在历来反复出现的某些重大的天灾人祸面前，他跟众人一样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看来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只能靠人类自己。那么怎么靠呢？还只有从主体学中找答案。
主体学论证，人和动物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人已进化出智力（具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和智能（智力外化为具有创造性的行为能力）。先有智力，后有智能。智力决定智能。正因为人有智力和智能，才不断改善生存发展的条件。众所周知，任何智力起初总是萌发于个人的头脑。当其汇合成一种社会性的智力，形成了一种社会意识，由此思潮出现了。意识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性，只能由“实践来检验”。历史证实，任何一种社会意识，总有一定的能够符合人的某种需求的合理性，但也难免存在着某些不足、缺陷，甚至谬误。所以真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综观历史上的各种思潮，其真理性较强、较突出的，当属以大自然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科学”也就成了真理的代名词。
然而，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与以自然领域为研究对象相比较，前者不但纷繁复杂，而且还受到反面势力的干扰抵制。这就是以往其他思潮还未达到“科学”的高度，还没有形成比较“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根本原因。
因此，自古以来，政府机构不缺，领袖岗位不缺。不过这方面是属于社会管理机制中的“硬件”。但其作为指导思想的“软件”，还十分滞后，也就是还不科学。所以产生不了“智君”。不可能有“救世主”。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执政者是“暴君”、那么即使当时在社会中，出现点符合事实符合民意的新思想，也往往会被打入“文字狱”。无容讳言，如果主体学产生在那种专制独裁的年代，必定会落得个“焚书坑儒”的下场。多么值得庆幸啊，主体学研究者没有遭到迫害，其学说还比较顺利地问世了。这说明，时代前进了，社会进步了。
近些年来，有些国家开始模仿中国，学习中国。国外某些有识之士还有这样的言谈，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其主要依据有二：一是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名列世界前茅；二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越来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及正常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这种后来居上的态势，引人注目。
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显然，我国具有一大强项。即共产党的领导。首先，共产党具有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就是擅长指挥和组织，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更为主要的是在软件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越来越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越来越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值得一提的是，像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布了对如何制定“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新的建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关键就是要以“民生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证实了主体学的“一条公理、三大定律”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吗？
既然是这样，尽管我们是一群草民，我们一方面热衷于主体学的理论，另一方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也愿意为祖国的兴盛，献点计策。下面我们不妨将主体学一些基本观点，以纲领的形式来表述，即：
兴国大纲
常言道，大海航行靠舵手。那么舵手如何才能保障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呢？根据常识，至少应该具备这样几个最基本的条件：1, 准确的航标。避免迷失方向。2, 正确的航线。避免触礁、绕远。3, 有效的舵盘。避免因风浪、海流偏离航线。4, 充足的燃料。避免动力不足。5, 船员协调一致，不发生利害冲突。显然，只要具有这些条件，那么其结果只有一个：6, 安全、高速、愉快地到达目的地。
不言而喻，最后一项是目的。前五项是手段、条件。没有前五项，那怕其中一项缺失，就难以顺利到达彼岸。
联系到社会需要发展的问题。社会就好比一艘巨轮。舵手就好比领袖。他要远航到达理想的彼岸，也必须具备上述的６个基本的条件。可阐述为：
① 一理三律方向明（立航标）
一条公理——人要生存发展。由此产生的各种“需求”，是人从事一切活动最根本的目的、起
因和动力。它决定了人的活动存在着需求、效率、合作三条规律。
需求规律显示：需求是不断增长的。增长的方式是质无限和量有限的。是潜在的需求谱系不断转化为现实的供求谱系。
效率规律显示：要满足不断增长（质无限）的需求，就要提高效率。根本出路，就是不断开发智能。
合作规律显示：要满足不断增长（质无限）的需求，要进一步提高效率。还必须在“科学”的宏观管理下，指导合作创值，协调价值分配。
“一理三律”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航标）。是判断社会一切活动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
② 需求谱系路径清（定航线）
目标明确了，路线怎么走？首先要建立完善的高效的管理体制。如创办需求科学院、经济信息发布中心。
需求科学院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调查，精确地描绘出需求谱系。并以此为依据（量体裁衣）提供精确的供求谱系。供求谱系也就是国民经济的规划。即经济发展的路线图。
经济信息发布中心的主要任务，就像气象部门，及时通报各产业链的供求情况，避免出现严重的供求失衡。也就是别走错路。
③ 双零理论防出轨（安舵盘）
按产业链（非行政区划的管理模式）建立管理机构。其主要任务，就是当管辖的产业链出现供求失衡，就要按照“双零理论”的准则，运用货币杠杆使其恢复正常，并使其保持同比增长。
④ 高效赖于科教兴（备优质燃料）
信息沟通了，三者同步了，这就为合作创值清除了两大障碍。就像路线正确了，出轨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就等着加速了。那么如何提高速度呢？关键就是“质无限”地创新。就是要进行教育革命。用“一元四系”的思维模式培养创新型人才。从而顺利、便捷地走上“科教兴国”的大道。
⑤ 国家垄断保共富（无侵值）
凡属于社会急需而又稀缺的资源，必须实行国家“惠民式”的垄断。彻底根除剥削。对非急需、不稀缺的资源提倡自由竞争。这既有利于供给者，更有利于社会。
还要加强国防，防止外敌侵略掠夺。加强民主监督，防止掌权者腐败。禁止掺于经济领域的赌博。彻底消除四种侵值。
⑥ 和谐盛世速来临（到达理想境界——创建高效公平的社会）
如果以上所述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有效的可行的。那么只要付诸实施，整个经济社会也就具备了能够抵御短缺、过剩、失业、通胀、泡沫、危机、垄断剥削、贫富悬殊、两级分化等病症的免疫力。如果走上这一步，进入这样的时代，是否就可实现恩格斯所说的，将出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所说的，“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的到来了呢？这不就创造了一种强健、高速、持续增长的全新的经济模式，创造了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了吗？
我们坚信，中国会成为世界学习的样板和楷模。原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任仲夷在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主体学不仅能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都得到飞跃的进步和发展，其影响所至，将波及全世界。”
全世界能出现这样的变化，不就说明真正的救世主登台亮相了吗？
的确，真正的救世主，不是神与佛，也不是某个人。从狭义上讲，是“领袖＋科学（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从广义上讲，则应该是“人类自己”。依此类推，凡是发现科学真理的，宣传科学真理的，运用科学真理的，应该说都是救世主。所以我们愿意加人这个行列，并愿为其献出毕生的精力，这也是自己一生最大的荣幸。这也就是我们的誓言。
结束语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这样说过：“思想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的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那么一种思想怎样才能被世界接受呢？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这样认为：“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只有当其反对者死去，而熟悉她的新一代成长起来，才能获胜。”这些言谈都有道理。而作为年青人，我们却经常爱把历史伟人毛泽东这样的教导铭记于心：“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所以，在新世纪的第十二年，我们这群自愿担负推广和宣传“主客体关系学”光辉任务的年青人，本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启示，成立了新思想传播联盟。
无庸置疑，“主客体关系学”揭示了生物的生存发展规律，也是对人类生存发展的科学认识，从根本上破解了人类命运之谜。为创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模型。大力推广这门学问，是每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所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以说，我们是主客体关系学科学理论和思想的第一批坚定的传播者，我们是新思想传播联盟的第一批成员，我们是“新大陆”的第一批拓荒者，我们企盼有更多更新的朋友与我们共同探求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之真理，我们企盼有更多更新的朋友与我们共同挖掘和开采主客体关系学这座人类文明史上的新金矿，我们期盼更多更新的朋友与我们共同完善主客体关系学这座宏伟的理论大厦。
我们坚信，只要“主客体关系学”这一科学的思想早日成为世界的第六次思潮（我们称之为“智能思潮”），并得到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的接受和运用，必将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病态和负面得到解除，常态和正面得到宏扬。届时天灾锐减，人祸根除，高速发展的新的一页即将翻开。
全人类团结起来，为创建人间的“天堂”而共同奋斗！！！
朋友们，“加盟”吧！ 快快“加盟”吧！
联系人
联盟总干事 罗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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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 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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